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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''一、[[藏医学]]的发展''' 　　公元六世纪下半叶，西藏高原雅鲁藏布江一带的社会已经逐渐进步，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，农业也有较大的发展。朗日松赞藏王(610～629)已经营造王宫赤泽布却宫。与邻近的民族、国家也有较多的接触，据记载，这一时期“从双边传来了医药和历算”（索南坚赞：西藏王统记，（藏文）民族出版社，1952）。法国一位汉学京胡亚(13，Huard)也提到西晋[[王叔和]]的《[[脉经]]》传入西藏、并经此转传到印度，直至阿拉伯国家（Medicine and Culture. Edited by ENI Povnter Wellcome Inst. For the History of Med.1969，1，291）。这些都说明，朗日松赞时的社会已经为进入封建奴隶制社会准备了条件，藏医学的发展已经具备了较好的条件。 　　公元641年（唐贞观十五年、藏历铁牛年)，文成公主入藏，与松赞干布联姻，密切了汉藏两个兄弟民族的关系。公主随带入藏大量汉族先进的文化典籍，据《吐蕃王朝世系明鉴》记载：公主带到西藏去的书有“医方百种，诊断法五种，医疗器械六种，医学论著四种。”这些书的具体内容已不可考，但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公主带去了一部《[[医疗大全]]》，藏族重要史书《贤者喜宴》把此书又称为《[[汉公主大医典]]》或《[[汉文成公主所持大医典]]》。此书由汉地来的翻译家、医僧马哈德瓦和藏族翻译家达玛郭扎共同译成藏文，成为吐蕃王朝历史上最早的一部藏文医学著作。 　　不久，藏王又从内地聘请医生韩王海德、天竺医生巴热达扎、大食医生卡列诺到西藏，给藏王治病（所述三个不同的医学人物，并不是具体的真实姓名，而是代表三个古代不同医疗体系的象征性人物，因为据考证，汉族[[中医]]并无韩王海德其人，即便卡列诺真有其人，与印度的巴热达在时间上相差许多世纪，也不可能同时入藏，研究结果认为韩王海德是轩辕[[黄帝]]的谐音），他们各自带来本国的医术，通过翻译，三者又共同编译，著成一部新的医著。该书共七卷，取名《[[无畏的武器]]》。显然，《无畏的武器》包括来自汉地、天竺、大食以及藏区本地的医疗经验和理论，可以说是藏医学中重要的古典文献，但可惜这部书后来也遗佚了，无从查考。 　　公元710年，藏王再次与内地唐王朝联姻。金城公主入藏，再次带去大批[[医工]]及医籍、历算著作等。医著《月王药论》（关于《[[月王药诊]]》原本的来历，有不同说法，一说是由汉地比吉杭戓马哈的原本译出，还有认为是来自天竺的原本，译成藏文的，再由天竺转到藏区的。这个问题目前尚无结论，有待学者进一步探讨，由汉族医僧摩诃衍（马哈也纳)和藏族名译师毗卢遮那共同译成藏文，吸收了藏族医药经验，还有印度寿命[[吠陀医学]]及其他医学的内容，充分说明藏族人民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精华的优秀品质。这部《月王药诊》已经成为现存藏医学中最早的一部较系统较完整的著作，对于研究藏医学早期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。 　　公元八世纪，藏王又从冲姆聘请当地名医占巴西拉哈入藏，聘为王室[[侍医]]，他译了一些医书，取名《[[太医医典养生经]]》。藏王赤松德赞(755～797)执政时期，从各地请来了[[马哈金达]]、赞巴希拉哈、达麻拉扎，当时号称“三神医”，他们编著了大量医书，命名为《[[国王保健紫色经函]]》。 　　此外，此期来藏的各地医生还有“四方九[[太医]]”，其中汉地的东松姆（口戈）瓦最为有名，在各地区生返故里后，藏王再次邀请时，只有他再度应聘入藏并在藏定居，因为他治好了藏王的病，而获得“塔西东松姆（口戈）瓦”的称号，有代表四方的名医之意。 　　此后，藏王又从各地选拔九名优秀青年，到王室由太医们授予医学知识，其中以[[宇陀]]贡布的影响最大。 　　宇陀.元丹贡布最大的贡献是他通过广泛的实践，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，又吸收了邻近地区、民族和国家医学的精华，加以总结、提高，著成了藏医学的奠基作品《[[四部医典]]》，为藏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 　　《四部医典》是藏医学中最重要的古典著作，藏名简称《据悉》是西藏高原人民智慧的结晶，与疾病斗争的经验总结。但是，历来对于这一经典著作，有认为是外来的佛语说，也有认为是藏族自己的论著的不同见解。但是，细心的藏学研究者不难找到充足的材料，来否认《四部医典》是印度原著的说法。如大学者达仓大译师说过：“用[[切脉]]和查尿诊断病情，在古印度未有所闻，而且是吐蕃医生具菩提心者所训”，五世达赖对达仓的观点给予高度评价。还可以举出许多藏学者关于《四部医典》是藏族古先贤著作的资料，在这里不拟一一列举。总之，《四部医典》做为[[藏医]]的经典著作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，是西藏人民自己的创造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从近年发表的敦煌出土的藏医资料《[[藏医杂疗方]]》、“藏医[[灸法]]残卷》，经学者研究，认为是公元八世纪下半叶的作品，其内容虽仅为一些简易的治疗[[方剂]]、火灸[[疗法]]，但也从一个侧面证明，在这一时期藏医已经自成体系，毫无从印度输入的痕迹，更谈不上是源于印度的一种医疗体系了。

'''二、丁零、高车、回鹘、[[维医学]]的发展''' 　　维医学(从丁零到回鹘的医药)：“丁零”一称，公元前三世又汉文史籍中已经出现。这是一个游牧于东起贝加尔湖，西至额尔齐斯河和巴尔喀什湖之间辽阔草原地带的部落。自公元二世纪至公元九世纪[[中叶]]回纥汗国灭亡，六百多年间蒙古草原一直是丁零及其后裔（高车、铁勒、回纥)的主要分布地。高车(铁勒)部族文化受匈奴、鲜卑及其它杂居民族影响甚大。铁器是从汉族那里由匈奴人传之于丁零的。医药卫生习俗与匈奴互相彷佛，“俗不清洁”。漠北铁勒诸部归附唐朝，成为唐“编户之民”，大大扩充了唐帝国疆域，同时唐文化也大大推进了铁勒部族文化的发展。其间医药文化也必有交流。唐政府曾先后下嫁过三位公主给可汗，每嫁都带去大批汉族工匠、[[医博士]]和随从人员。汉工匠帮助营造了“可汗城”、“富贵城”、“可敦城”、“公主城”等，医博士则专为公主又随从人员作保健服务，久之也为可汗及达官贵人诊治疾病。公元8世纪以后，回纥部众大批西迁。一支迁往中亚，建立了喀拉汗王朝；还有一支入居吐鲁番，建立了高昌回鹘王朝。回鹘既融合了早先就分布于天山以北和西部草原的突厥语各部，又融合了两汉以来移居这里的汉人；并且同原住南疆广大地区操焉耆、龟兹、于阗语的部族，以及后来迁入的吐蕃人、契丹人、蒙古人等长期相处，繁衍发展，最终逐步形成了定居于此的维吾尔族。 　　1974年吐鲁蕃小桃沟出土有汉文、回鹘文合璧药方(现藏新疆博物馆)，透露出回鹘人对[[汉族医学]]的学习和研究，据考证，年代在回鹘人迁入后不久，其方药内容已残缺不全，[[成方]]药多以中原用药为主；中原的炼丹术、[[华佗]][[麻醉]]术等均可能是经西域(尤其高昌回鹘)而传之于阿拉伯及西方世界的。同样，阿拉伯、波斯及拜占廷的商人继续将香药等送到中国出售，也多通过高昌回鹘丝绸之路。 　　现在尚能见到的十世纪回鹘文献中，《[[金钥匙]]》一书于1920年由德国考古学家冯勒.高克在高昌古城遗址发掘中发现，为维吾尔历史上第一部重要医学文献，现存柏林。西方已有不少学者就此发表了研究专著。1980年，新疆卫生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帮助下，将之译成汉文，全书回鹘文共201行。分为理论、疾病、治疗、药物四部分，主要以[[血液]]、胆液、粘液三种[[体液]]在[[风寒]]影响下造成各种疾病立论。具体记述了[[创伤]]、[[皮肤]]、[[五官]]、呼吸、[[心脏]]、[[消化]]、泌尿[[生殖]]、[[神经]]、妇产、小儿及[[麻风]]、[[狂犬病]]、慢性[[发烧]]等[[病症]]，其中还有些今回鹘文考古专家也不明了的疾病，治疗则包括药物、营养、冷[[热敷]]、灸烙、放血、[[穿刺]]、天然水、[[引产]]等各种疗法，以药物与营养疗法为主。最多为动物药，其次为家畜家禽，少量为植物药，矿物药极少。一般都用本土所产。方剂有[[单方]]、[[复方]]、[[偏方]]、验方，并有油膏、软膏、溶液、丸药、含片、[[栓剂]]等[[剂型]]。药利配齐后煎到不糊或煮开锅后即可，然后用阴干之法最后制成。此书理论及实践均不同于印度、希腊及我国内地[[汉医]]，而又互见影响，值得进一步研究。 　　土耳其之中国籍（维吾尔族)[[针灸]]医师穆罕默德.亚库夫.市格热在德国柏林博物馆吐鲁番展厅参观时，发现出土于高昌故城遗址的回鹘文《针经》他说：“吐鲁番出土具有当代特色的半身裸体象，上有用箭头指出的数个[[穴位]]，穴位说明是用古代回鹘文字写的，但很少能读懂。”（参见其所著“突厥人的[[针灸疗法]]”文，刊土耳其《东土耳其斯斯坦之间》杂志），所附回鹘文针灸图中可读出者有： 　　“[[头部]]……胸、[[上肢]]、踝部……如果人体发烧……它的穴位在这个部位……心脏穴下二指则二指。” 　　回鹘人的针灸术上继于唐时高昌王朝，更早则于公元5～6世纪《居延汉简甲编》已见内地针灸传于河西走廊，吐鲁番人今之热沙疗法也与灸术有些渊源关系。 　　由于阿拉伯文化和波斯文化持续不断流入维吾尔人民中间。回鹘医学也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巨大冲击。成书于1069～1070年间的《福乐智慧》虽是文学经典著作，却也反映出这种影响，作者优素甫.哈斯.哈吉甫将“四要素”学说揭示给人们，在这部长诗中，他说：“四位同伴于我，好似四种要素，四要素组合，才能沟成生命。”其引入火水土气四要素，人体中的红色要素即血液质，黄色要素为胆液质，白色要素为痰或粘液质，黑色要素即黑胆质，四要素失去和谐即可得病。 　　他对四大物质的四种属性热、寒、湿、干在病症中的表现以及相针对的治疗也作了表达，在[[养生]]用食物选择方面，他说：“若是少壮之年，正值生命之春，多食热性食物，[[血脉]]方能畅通。若是年过四十，面临生命之秋，多进热性食物，体素调理要周。年足六十，年华恰如冬日，仅可食用热物，凉食应该弃置。” 　　这一时期喀什最有名望的医师是伊麻[[地丁]].喀什葛里，他曾将拉齐和[[阿维森纳]]的著作介绍进来，他所著的《[[中国土茯苓]]》药物手册传播到中亚及西方国家。他的主要著作是《[[医疗法规解释]]》，他认为，危害生命的是饱[[食胀]]死，因此要“不多食”、“不要多吃零食”，并劳逸结合。这位名医还主张“饱[[食时]]不洗澡，裸身时不睡觉，[[酒醉]]时不同房，发怒时不吃饭，适当进食，注意睡眠。”“健康时尽量不吃药，要是发现自己有一点小病，就要抓紧治疗，适当服药，使病痊愈。”此外还论述了营养、饮水、水果、[[四性]]等，认为“包括所有的东西，我们都应该保持中间的状态。”（《福乐智慧》，第603页，605页，民族出版社1986年）。 　　以上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念，有不少中国内地的儒家和中医理论（如慎言、中庸、醉莫入房、[[治未病]]等)的痕迹，同时结合了回鹘本民族的经验，但主体已转化为阿拉伯四体液医学体系，可见伊斯兰文化渗透之力。 　　这一时期，[[维吾尔医学]]已经初步形成，漠北回鹘时期的医学传统在疾病治疗中仍居主导地位，万物及疾病均以寒、热类分，动物药和植物药也区别为寒性、热性两种，用作针对性治疗。 　　喀喇汗王朝时期的《突厥语大词典》堪称维吾尔族最古一部百科全书，作者马赫穆德.喀什噶尔，其中记载有34种[[常见病]]和治疗药方、诸种疗法，与《金钥匙》基本相同。例如治腰髋疼痛：“可以用鸽子粪与黑粗麦面同煮，连敷三个夜晚即愈。”“如有人被疯[[狗咬伤]]，让他吃疯狗的[[脑髓]]可愈。”这些都是[[维医]]民间疗法。 　　喀喇汗王朝的医学进步表现在不但有了职业医生，而且有了内、外、五官、妇[[儿科]]的分科。[[外科]]包括[[肠梗阻]]、损伤、[[天花]]、麻风、[[骨折]]、疣、色班等。[[内科疾病]]如[[伤寒]]、[[胃炎]]、[[赤痢]]、[[感冒]]、[[失眠]]、[[疟疾]]、[[头痛]]、腹[[积水]]、狂犬病、[[哮喘病]]、性机能衰弱、[[咯血]]、[[尿血]]等。五官疾病有[[白内障]]、[[失明]]、[[耳鸣]]、叮咛、耳嗅、[[耳聋]]、鼻血、[[牙疼]]等。[[妇产科]]病如[[妊娠斑]]、[[怀孕]]、不予怀孕。治疗用服药、药膏、[[泻药]]、[[解毒]]刃、放血、静养、[[心理疗法]]、[[温泉]]浴、[[食物疗法]]等，药物诸如荜、[[木通]]、[[檀香]]树、洋李、[[土木香]]、[[菖蒲]]等等。另外如酸奶泻药、[[硼酸]]等为成药。 　　伊斯兰教入主新疆之后，建立了大批寺院和学堂，其中也包括医学家和兽医学家，这是一种特殊的医学教育方式，因为每个学生都要学伊斯兰语(大约因此之故，后来回鹘文被阿拉伯文取代)、天文、地理、数学、文学、医学、[[药物学]]等。 　　卒于1083年的[[穆罕默德.伊本.拉西德.伊本阿里.喀汁噶里]]医师，用茄[[茴香酒]]治[[白癜风]]，用[[人参]]治[[阳萎]]，用[[小茴香]]、洋[[茴香]]、[[阿育魏实]]、卡拉莱籽治疗[[弱视]]等亦颇具特色。 　　医生在汗国比较受重视。《福乐智慧》有“如何对待医生”一篇，其中说：医生，他们为人们医治病痛。这种人对你十分需要，没有他生活断难过好，一生中总有个[[脑热]]头痛，医生能为你治好疾病。瞧，疾病乃是死神的帮凶，有生必有死，为人之常规。医生乃是有用之人，要多加亲近，莫亏负他们。” 　　喀喇汗王朝的文化包含有波斯、印度、阿拉伯诸地区文化的成份，曾先后受摩尼教、佛教、伊斯兰教的影响，并一直在汉族文化的熏染之下，丝绸之路的历史贯串其中，地跨葱岭东西，直抵原届苏联的塔什干、撒马尔罕及布哈拉等城市，故回鹘医学的基础也是奠立在这样广阔的基础之上的，阿拉伯的著名医学家阿维森纳等也是出身于突厥语族，因此回鹘民族接纳阿拉伯医学体系似有天然的便利，地理环境、民族特点等等成就了相似模式的医学。亦由于同样的原因，回鹘民族的医学家在中外医学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，中国汉族医学西传及阿拉伯医学的东传都有着他们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'''三、壮医药的发展''' 　　唐代，广西属岭南西道：设立桂、容、邕[[三管]]、壮族医药经过秦至隋代的积累时期，逐步形成具有独特民族风格，又渗透有汉医学的壮族医学。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反映出来：

（一)文献记载的壮族医药大量增加 　　唐宋著名的[[本草学]]、方剂学著作及有关壮乡风土人情的《岭外代答》、《桂海虞衡志》、《岭表录异》等，都记载了大量的壮族医药经验，反映了这一时期壮族的医药水平。 　　唐《[[新修本草]]》共载药850种，当时，曾下诏全国，征询各地药物[[标本]]，根据形色加以图绘，其中也收载了部分的岭南地区药物。如： 　　[[蚺蛇胆]]、[[钓樟根皮]]、获苓、蒜桂、[[滑石]]、[[黄芩]]、瓜芦木、[[青石]]、赤石、黄石、白石、黑石脂、[[钩吻]]、[[白花藤]]、[[蛇黄]]、[[郁金]]、[[蓝实]]、柏实、[[蒟酱]]、[[莎草根]]、[[苏方木]]、[[槟榔]]、白兔藿、狼跋子等产自岭南地区的药物，也被收入了《新修本草》。 　　[[陈藏器]]的《[[本草拾遗]]》在补充《新修本草》的遗漏祁纠正纷乱时，亦记载了不少壮族地区的药物。如：陈家[[白药]]相甘家白药。苍梧县，隋置，治所在今梧州市；龚州，唐置，治所在今平南县。陈家白药和甘家白药均是[[性味]]苦寒，但前者无毒，后者有小毒，二者均具有解[[药毒]]的特效，服之能使毒物吐出而愈。二者为当时著名的[[解毒药]]。石药。“出贸州山内石上。”贸州，即今之贺县。此外，《本草拾遗》还收入了许多产自岭南地区的药物，如鸡候菜、含水藤、[[赤翅蜂]]、独脚蜂、腆颗虫、[[枸橼]]、无风独摇草、予脂、陈思岌、草犀根、黄[[龙眼]]、万一藤、[[骨碎补]]、麂目、牛领藤、灰药、[[金钗股]]等。 　　唐.[[李珣]]的《[[海药本草]]》也有部分壮族地区药物的记载，如[[零陵香]]、[[钗子股]]、[[君迁子]]、[[蛤蚧]]、人肝藤、冲洞根、皋[[芦叶]]等。特别是其中对蛤蚧的记载尤详：“蛤蚧，俚人采之，割剖以竹开张，曝干鬻于市，力在尾，尾不全者无效，彼人用疗[[折伤]]，近日西路亦出，其状虽小，滋力一般，无毒，主[[肺痿]]上气，咯血、[[咳嗽]]、并宜丸散中使，凡用，炙令[[黄熟]]后，捣口含少许，奔走，令人不喘者，是其真也”。记录了壮族先民加工蛤蚧及辨别真假的经验。 　　唐.刘恂的《岭表录异》虽不是本草学专著，但其收录的部分壮药临床应用经验，确实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，如[[山姜]]以盐藏暴干，煎汤饮治冷气；山橘子[[破气]]，蛤蚧治肺疾，槟榔祛瘴疣，倒稔子益[[肌肉]]，[[羊血]]解治葛毒等等。 　　唐以后《桂海虞衡志》及《岭外代答》作者范成大和周去非虽然不是[[医家]]，但他们在广西为官多年，对当地的医药有相当的了解，并加以记录，如记载矿物药、动物药植物药品种繁多，有治疗[[瘴气]]类的有解各种[[中毒]]的，有[[清热药]]，及芳香药材等等。 　　从文献记载来看，壮族地区盛产[[毒药]]，壮医善于制造和使用毒药，除了与广西的水土环境有关外，尚与当时的法律未能在壮族地区全面执行有关。虽然对于买卖毒药，国家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，凡是以毒药害人的都要给予严厉的制裁，或处以极刑。因此，在中原一带买卖毒药是非法的，但在偏僻的壮乡，由于交通不便，统治阶级鞭长莫及，这些法令难以生效。从《[[诸病源候论]]》记载的岭南俚人使用的五种毒药，以及《[[肘后备急方]]》提及的“俚人药毒”，充分说明了壮族地区出产的毒药，在当时已通过买卖进入了中原。

(二)方剂学的萌芽 　　壮药品种的增多和使用经验的积累，为壮医方剂学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和条件，唐宋时期的方书，除了收载大量的中医药方外，也收入一部分岭南的解毒、治瘴气药方，其中包括壮医方药，显示出壮医方剂学的萌芽，《[[千金要方]]》、《[[千金翼方]]》等，都收有不少岭南方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柳宗元被贬为湖州刺史后，曾患过不少疾病，为治病防病，他虚心向当地人民学习，亲自种植[[中草药]]，自采、自种、自制药物。柳宗元博采当地的医药经验，结合自身的治疗经历，编纂了《[[柳州救三死方]]》，记述了疗疮、[[脚气]]及[[霍乱]]三案。

(三)医书分类出现了”岭南方” 　　1161年[[郑樵]]氏在《通志》中进一步将医书细分为26类，其中岭南方类五部九卷，应包括壮族医药在内。分类中设岭南方一项，标志包括壮族医药在内的南方少数民族医药在祖国[[传统医学]]中的明确地位。据《[[岭南卫生方]]》前言，当时及随后的岭南方书有李喧的《[[岭南脚气论]]》、[[李继皋]]的《南行方》郑樵《通志》载的《[[治岭南众疾经效方]]》、《[[广南摄生方]]》等。

(四)涌现出一些比较有名气的壮医 　　宋代，见于文献记载的，有名有姓的名医，在壮族地区有两体位。《苍梧县志》记载：“宋代，邑育针灸名医梁大用，世奉洞宾，遇异人，授以白石，剖之得三针，并得针灸书，人有病患，针之无不立愈”。虽然带有神话色彩，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壮医针灸技术之高超。《广西通志》(嘉靖十年)记载：“宋，俞仲昌，贵县东部人，少业儒，不求仕进，不趋俗好，乐施舍，精医术，治人多不责其报，乡人尊为老先生，名公硕士多为篇什以杨其美”。

(五)对[[解剖]]及[[生理]][[病理]]的认识 　　北宋庆历年间，广西宜山县曾发生了一次农民起义，统治阶段用蔓陀罗花酒诱捕了欧希范等起义首领犯人，全部杀害，并命宜州推官[[吴简]]及绘工宋景等，对尸体进行解剖，绘图成册，名曰《[[欧希范五脏图]]》。这是我国医史上第一张实绘的[[人体解剖]]图，它主要是关于人体[[内脏]]的图谱，对肝、肾、心、[[大网膜]]等解剖位置和形态的记载基本正确。

(六)对瘴气的认识和治疗 　　瘴气，是古代壮族地区的常见病，广西素有“瘴乡”之称，正如《桂海虞衡志》所说：“瘴，两广惟桂林无之，自是而南，皆瘴乡矣”，广西气候炎热、多雨潮湿，是导致瘴气的主要原因，宋代壮医不仅对瘴气的病因[[病机]]有所认识，而且进行了初步的分类，并运用当地的方药进行治疗。壮医所说的瘴气包括许多疾病，并不是专指某一个病，故《岭外代答》说：“南方凡病，皆渭之瘴”，瘴气，壮医按发病季节分为青草瘴、黄梅瘴、新禾瘴、[[黄茅]]瘴；按症状表现及性质分为[[冷瘴]]、[[热瘴]]、哑瘴，在与瘴气作斗争的实践中，壮医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。除了唐宋时期的[[本草]]著作收载不少岭南治瘴的药物外，《岭南卫生方》记载了大量的岭南人治瘴经验，《岭外代答》则记载了壮族地区使用针刺疗法治疗热瘴的经验：“南人热瘴发一、二日，以针刺其上、[[下唇]]，……发瘴过经，病已入里而濒死者，刺病人阴jing而愈”。壮医对瘴气的认识与治疗，丰富了祖国医学的内容，可以说，在当时是处于领先地位的。 　　综上所述，这一时期壮族医学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，而且出现了壮医理论的雏形。大约宋代以后，壮医已引进中医的[[阴阳]]概念，用以解释人体的生理现象及疾病的病因病机，促进了壮医的进一步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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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医学通史/隋唐五代少数民族医学 - 版本历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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